中交科协

而从对调解的组织管理上分析，《人民调解法》第5条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指导本行政区域的人民调解工作。

承包期内，因自然灾害严重毁损承包地等特殊情形对个别农户之间承包的耕地和草地需要适当调整的，必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农业等行政主管部门批准。[56]因此，对作为法官主要技术操作手段的法律解释进行水平的提升就非常重要。

这也就是说，法院对此是不予直接受理的。[21]参见乔晓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释解》，中国言实出版社1999年版，第77、78页。尽管《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27条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相抵触，村民似乎可以以自己为宪法所赋予的平等权遭受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但是，村民委员会的非国家性质[35]事实上已经决定了它不可能侵害到村民的基本权利。承包经营土地的农民有保护和按照承包合同约定的用途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但是，对于因结婚、离婚、入赘而发生身份变动的农民来说，上述费用与他们事实上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实质上的关联，甚至有些费用即便对于被征地农民来说，也处于一种虚置的状态，无法真正实现，其原因在于：依照前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6条第二款和《物权法》第132条[9]的规定，上述五种类型的费用适用于承包地被征收的农民，也就是具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人，但是，上述那些发生身份变动的农民恰恰是尚且没有获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

依据《农村土地承包法》[7]第16条第2项规定，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8]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与权利侵害型侵权行为相比，该种类型的侵权行为尽管也必须进行制度化的设计，增加民众对自身行为的期待可能性，但是，其设计理路与前者存在着迥然的差异。[18]孙立平指出弱势至少有这样三层含义：第一，他们的现实生活是处在一种很不利的状况之中。

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统计，截止到2009年年末，外出农民工达到14533万人。[28]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民工一开始就是以一种不平等的社会身份进入城市的。弱势群体概念与贫困人口概念之间虽然不能完全画等号，但至少应该是高度重叠的。劳动权是获得劳动权生存权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这种界定欠妥。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把性别平等界定为：即男女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以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生存权的实现是其他人权实现的基本前提。可以说，劳动权的充分实现，在一定的程度上意味着生存权已经得到实现。劳动权是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既然是一种权利，那么存在权利人的同时也必然存在义务人，在劳动权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人是公民，而义务人则是国家，这是一种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劳动法上说的劳动关系不同。它强调的是性别角色的社会性，即一定文化传统、制度安排、习俗观念等社会因素区分了男女不同的社会性别，并由此延伸出社会性别分工、价值判断和权利结构等，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对于未成年个体来说，发展是指人的身心诸方面及其整体性结构与特征随着年龄的推移而发生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实质是个体生命的多种潜在的可能逐渐转化为现实个性的过程。如周沛将城市弱势群体界定为，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等外部原因，以及技能的、文化的、观念的和身体的等自身原因，在生活上处于十分贫困的城镇人口。一、当前不同研究视角的弱势群体界定综述（一）经济分析视角。社会保障权是每个人维持相当生活水准，实现相当生活水准权的保障，特别是当一个人缺乏必要的财产，或由于失业、衰老或疾病而无力通过工作确保相当的生活水准时，它可以补充或充分替代因财产匮乏或就业不充分而导致的收入不充分，从而享有相当的生活水准。

[11]（三）社会分析视角。参见骆群：《弱势群体再界定》，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3期。

[29]当时我国的绝对贫困标准为人年收入683元以下，相对贫困标准为人年收入958元以下。11.68％的农村残疾人领取过定期或不定期的救济。

[19]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48页、第69页。承认生存权的强行法地位和法律属性，就不能不承认导源于此的发展权的法律性质，这是必然的逻辑结果。保障妇女享有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提高妇女的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7]郑杭生、李迎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在不区分学科的前提下试图使用一个标准来界定不同学科上的弱势群体的做法，其可行性、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也没有实际意义。农民工的农村户口阻碍着其真正融入城镇社会和工业劳动者群体，并被面向拥有城镇居民的相关制度(主要包括社会保障制度等)所排斥。

[22]该概念明确通过权利来衡量弱势群体，这一点是值得借鉴的，但是该概念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它实际上是一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相应，并与一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法律概念，是文明程度、文化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取向的法律表达，是一个永远开放、不能穷尽的观念与价值范畴， 它的具体内容需要根据特定时代的道德传统和伦理观念而确定。

无论客观情势多么不均衡，只要交易方有自愿的意思表示，民法都认为是公平正义且合法的。民法典立法事关民族大计，法学者在学术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时候，一定要对民法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有深刻自觉。

接着是第三个阶段，全权的公权力对社会统制的状态终结，市民社会和国家二元框架形成，私人间人身侵害在私法和公法中都存在救济机制。（4）（英）巴里•尼古拉斯：《罗马法概论》，黄风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但是，这种私法保障下市场高效也是有代价的。（2）它会破坏已经发展成熟的传统民法体系，使现有的民事司法方法失效，导致民事裁判缺乏稳定性。作为社会领域基本法的民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呢？要对此作出回答，我们有必要进入到法律发达史中，梳理一下私法是如何回应市民社会范畴内人身侵害这个问题的。（3）freedom to government，即监督和支配政府的权利。

这些人身利益只有在能够纳入财产流转秩序的前提下才会被法律所关注。在保护人身利益的私法裁判中，法官往往要在个案的具体语境 （context of a special case ）中权衡经济效益和道德伦理，所谓的人格权案件不可能脱离个案语境进行抽象认定。

我国民法学者起草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梁慧星，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一版）也没有所谓单独的人格权编。公法上有刑事和行政制裁措施，从社会公益和道德伦理的角度出发矫正这种破坏社会秩序的越轨行为。

过度的主体关怀将会严重损害经济效率和社会活力。人格权问题，并不那么新，也没有必要把它做为未来《中国民法典》的主要特色。

归纳起来可以概括为：对所谓人格权利益的保护，社会干预法规定权利，民法侵权救济制度实施保护。从民法的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的角度看，部分法学者们所张扬的所谓人格权，在传统的民法机制中注定了不可能得到良好的实现。所以，当社会奴役在近现代加剧而统制社会的私法又无能为力时，市民社会内部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尽管说学术思想上有了些突破，但在制度建构上却没有太多实质进展——所谓人格权相关利益还得依赖传统侵权救济机制来实现，同时，那些理性成熟的民法都没有敢在这个问题上迈开太大的步伐。

因此，从意识形态较弱的民法出发，扩展民法领域、抬升民法地位，以私权对抗公权，市民社会包围国家，使未来《中国民法典》像当年的《拿破仑民法典》一样，成为社会的基本法，发挥一种根本大法的作用。传统私法统制下的市民社会在近现代已不再是亚当•斯密所描述的那种人人为我，同时人人利他的桃源仙境，而是变为若肉强食、金钱奴役的悲惨世界了。

私法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能够取得些有限度的进展的。该条两款内容，建构了三类侵权救济客体：（1）权利。

从这样的理路看，支配这种财产和经济关系的民事基本法，是且只能是物法，能且只能属于物文主义。人权本质是一个公法概念，它处理的是个人与政府间的关系问题，与处理私人间关系的民法没有直接关系。